《灯笼》素材吴伯萧生平1中国传统代表文化——红灯笼5马6吴伯萧生平吴伯箫，原名熙成，字伯箫。曾用笔名有山屋、天荪、叩天，发表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曾署名齐延乐。190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今莱城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吴家花园一个富农家庭。 祖父是公正的乡绅，父亲是乡村的小学教师。因此，吴伯箫在上学前就已经受到一点古典文化的熏陶了。正式发蒙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到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半年后转回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读完初小，到县城读高小。1919年入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时值“五四”新潮激荡，沉寂的阙里掀起了爱国主义波澜，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吴伯箫积极参加罢课与查日货的斗争。民主、科学之风也吹进了孔夫子的故乡，学校里停止了读经，课外大家看汪源放标点的《水浒》、高语罕写的《白话书信》等白话读本，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文编写的，国文课一律读古文，阅览室里摆的报纸，课堂上作文，个人写信，也还都用文言文。吴伯箫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5年，1924年夏毕业，被孔府聘为家庭教师，教孔子七十七世嫡孙孔德成英文，后来朋友戏称“万世师表师”。 1925年夏，吴伯箫辞了家馆，赴京求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从满是陋巷井、舞萼坛、子贡手植桧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分吃过丁祭猪肉，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喊出‘打倒孔家店’，看溥仪搬出故宫，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他“刚看罢师范大学新生榜，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高喊‘打倒列强’‘锄军阀’。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 吴伯箫刚到北师大时，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选的是预科，后来转入英语系。1925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酝酿着一场更为普泛、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吴伯箫参加了一个叫“群新学会”的群众团体，深入到水夫、粪夫等贫苦市民中间，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不久又参加了G•Y•的生活，秘密传阅《共产产义ABC》、《夜未央》等油印书刊，也学着刻钢板、印传单，他把钢笔夹在食指与中指中间使用的奇特方式，就是这一时期刻钢板养成的。 他正式发表散文开始于1925年秋冬之际。那时他坚持写日记，看到自习室同桌杨鸿烈每天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引起了发表欲，拿出一篇题为《白天与黑夜》的日记问：“这样的东西也能发表么？”得到肯定的回答，便立刻抄了一份，寄给《京报•副刊》，几天后竟然见报了，月底又收到稿费，写作热情大受鼓舞，从此就陆续写开了去。写作的动机除了文学青年的发表欲和胸有积郁需要发泄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时家里靠卖粮食卖地供吴伯箫和他的叔叔同时上大学，生活比较困难。为筹措学费，吴伯箫“断断续续给京官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或到私立中学兼教英文，都不经常，收入没有保证，比较可靠的是卖稿”。多方面的动因促使吴伯箫走上了创作道路。这一时期写的散文，有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有故乡生活的回忆，其中接触到贫贱悬殊、贵贱差别等社会问题，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表现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鲜明倾向。在京读书六年，写了大约40篇，发表在《京报•副刊》、
《晨报•副刊》、《大公报•文艺》、《水星》、《新生》、《努力学报》、《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副刊》等报刊上。作者曾将其结集为《街头夜》，跟北京人文书店订了印行合同，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未得出版，剪贴的稿本也散失了。 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先是去青岛市立高中教了半年英语，继而到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了三年事务员，然后又在简易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年半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山东教育厅当过高等教育股主任科员，在简易莱阳乡村师范学校当过大约10个月的校长。这个时期，吴伯箫和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默默地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山东，他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不得不奉命提前放假，但他给每个学生发油印信，鼓励他们在家乡做组织宣传工作。 到青岛之初，海天辽阔，愈加激发起吴伯箫的创作欲望，加上他在一家报纸执编副刊的过程中结识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崭露头角的诗人、作家，自己也“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九一八”的炮火震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也击破了他的美好幻想。他针对“不抵抗”才写了一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只可惜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然而，困难当头，时政颓圮。热血青年怎能不忧心如焚、怒火中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写作，以此表达愤懑之情，舒解一腔积郁。 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越旋律。即使在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里，这一旋律也时常跳跃而出。《马》里面，在追述童年记忆中马的故事之后，又谈及刘玄德跃马过檀溪、徐庶走马荐诸葛等古代掌故，然后说到古时候征马战马在沙场征战中的功劳，接着笔锋一转，意味深长地慨叹道：“飞将在时，阴山以里就没有胡儿了。”《灯笼》的结尾也在追慕古代名将挑灯剑、塞外点兵令胡人不敢南下的业绩之后，直抒胸臆：“你听，正萧萧斑马鸣也，我愿就是那灯笼下马前卒。”“唉，于今灯笼又不够了，应该数火把，数探海灯，数燎原的一把烈火！”《羽书》借“八月十五”的历史传说表现国难现实，大声疾呼：“啊，‘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爱国主义激情在《我还没见到长城》中，更成为雄浑豪放的主旋律：“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 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社会弊端也是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野孩子》写一群在垃圾堆上讨生活的穷孩子。《理发到差》讽刺官场的无聊昏庸，并藉公务员谋生的窘迫抨击军阀韩复榘的愚民政策，为此他曾遭受追查。 还有一些散文描写青岛自然风光、抒写生活感受等等。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较之作者在京读书期间的尝试，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散文最初多发表在《大公报•文艺》、《水星》、《中流》等报刊上。抗战爆发后，吴伯箫虑及自己正办学校，打起仗来，到哪儿去很难预料，就像“托孤”一样，把文章剪报交给王统照。后来，王统照择取其中18篇，以《羽书》篇名作书名，并亲自作序，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初版印行。《羽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奠定了吴伯箫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发展，固然是由于时代的激荡与个人的努力，同时也有拜师访友、求教切磋的缘故。在这期间，他拜识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杨振声、闻一多、王统照、老舍、洪深、梁实秋等名家。在课堂上，大礼堂里听他们讲课、讲演，私下去拜访、求教谈心，获益匪浅。同时，也与孟翘、李同愈、臧克家等交流甚密。约有半年的时间，曾三五人定期聚会，各带作品，大家传看品评，不吹捧，也不自卑，彼此推敲，都受裨益。1935年暑假，由王统照、老舍带头，吴伯箫还有师友们借《青岛民报》的篇幅办了几期《避暑录话》。
可是，侵略者拿战火烧红了整个中国，不要说这样一个创作氛围化为一缕青烟，就连这片赖以生存的故土都难有立足之地了。“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作为莱阳乡村师范一校之长的吴伯箫，奉命带领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练，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术的青年学生，徒步跋涉700里，晓行夜宿，风霜苦辛，过即墨、高密、诸城、莒县，整整走了9天，终于到达“集中训练”的目的地鲁南临沂。可是，只知逃跑的山东长官，不给训练经费，没有训练计划，不派负责的人员，令人失望。学生们抑制不住的激情，继续前进，各奔前程。临近1937年底，吴伯箫趁教育厅一科长昏睡未醒之际，把学校钤记弃置在他的床头，抛却一切牵挂，毅然从军。起初，他“在安徽淮南军中任职，军阶少校。不久，奉命往行州，负责招考、组织和培训七百名学生军的工作”。 为了实现在北京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了的政治追求，为了更有利于全身心报效祖国，吴伯箫只身登上黄土高原，1938年4月投入到延安的怀抱。“一望见嘉陵山的宝塔，凤凰山麓的古城，立刻感到心情舒畅，呼吸自由，到家了”。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纳入驻瓦窑堡的第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在瓦窑堡写的第一篇报稿题目就是《抗大，我的母亲》。他与自己先前执教过的济南乡师的学生编在一个队里，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却一样出操、上课，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吴伯箫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学习了4个月，结业后回到延安。 1938年11月，他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任组长，同卞之琳、马加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过了6个月的战地生活。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的火热氛围，强烈的责任感与澎湃不已的激情促使他行军时构思，宿营时写作，甚至不过夜就仓促付邮，好让全国人民及时了解八路军和人民的战斗业绩。《潞安风物》、《沁州行》两组战地通讯和《夜发灵宝站》、《响堂铺》、《路罗镇》等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作品，最初大多寄给老舍，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后来结集为《潞安风物》，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10月初版印行。 1939年5月，吴伯箫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参加编写《文艺突击》，后任秘书长，也在中国女子大学任教。1939年5月4日，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晚上，他同上万名战友一起，在延安城北门外靠山傍河的坪坝，听了毛泽东的著名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几篇散文里都深情的忆及当时的情景与心境。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笔写信调他到陕甘宁政府教育厅工作，任中等教育科科长。 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后，吴伯箫继续写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散文。另外，也有一些表现个人性情、心境的篇章，如《山桃花》、《客居的心情》、《谈日常生活》等，曾受过到一些批评，作者也曾一度自我否定过，迟迟不肯收入集子，直到80年代，才有几篇选入集子里面。 1942年5月，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学，说明那样做，一来可以熟悉群众生活，搜集陕北丰富的民歌，以利于创作；二来可以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这一发言，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在这次会上的最大收获，是在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的方向，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创作走上更为广阔，更为扎实的新路。 1943年，吴伯箫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第三部组织党员参观南泥湾。本来，这次参观没有写作任务，但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将士又打仗、又生产，把榛莽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了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塞北小江南。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使吴伯箫深受感动，情不自禁，一挥而就，写成了《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歌颂南泥湾的新景象和南泥湾精神。而后，他又陆续写下了《“火焰山”上种树》等篇，反映边区生产、建设情况。同时，他访问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党政干部，听他们谈抗战军民英勇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实地写了《一坛血》、《黑红点》、《化装》等。这些散文最初大多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1947年4月结集为《黑红
点》，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初版印行。其中有几篇在发表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别处的报纸或刊物转载过。尤其是揭露日伪的血腥暴行、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抗战的坚强斗志的《一坛血》，曾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影响颇为广泛，仅在东北地区，不长时间内就有三种文集选入些篇并以其篇名作书名。延安时期，吴伯箫还抽空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有些篇章曾在艾青主编的《诗刊》和《解放日报》、《文艺月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的海涅诗译稿由艾青带在身边在战争环境中颠簸了3年，直到新中国诞生，由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2月初版印行。 经过8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给曙光在即的新中国培育干部，1945年11月，吴伯箫随延安大学干部队离开延安，先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主任，半年后又到佳木斯东北大学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东北文化》，办新抗大式训练班。东北大学先迁吉林，后又易地长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他先后任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 1949年7月，吴伯箫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委员会上被定为秘书长，因有学校工作未能到职。 1951年，他调离东北师大，到沈阳担任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从1945年冬离开延安到1954年春离开东北，由于教务甚忙，他的创作不多，但不乏《出发点》、《范明枢先生》那样的精品。这一时期的创作结集为《出发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7月初版印行。 1954年春，吴伯箫调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参加编中学《文学》课本，兼办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所长，并参加《文艺学习》、《语文学习》编委会工作。195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10周年，吴伯箫从《羽书》、《潞安风物》与《黑红点》三个集子中选出22篇，另加一篇《记乱离》，辑成《烟尘集》，当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印行，算作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以往创作的一次总结。 1956年，吴伯箫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作家参观团，任南团团长，去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7个城市参观访问。10月，他出访民主德国，出席海涅学术会议，途径莫斯科等地，到列宁墓拜谒。这一年的国内外旅行，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得以有《难老泉》、《钢铁长虹》、《谒列宁——斯大林墓》、《记列宁博物馆》等散文的问世，并且成为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契机。 将近八年的延安生活，给吴伯箫的生命打上了极深刻的烙印。在延安时，他热爱延安，建设延安；离开延安后，他怀念延安，歌颂延安。还是刚刚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有《出发点》，把延安称为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的发动机、人民大众的温暖之家、全国解放的出发点。文章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后来，他又撰写几篇文章宣传、歌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它喻为指示方向的北极星。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中国人民的生活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渡过难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严峻问题。当此之际，吴伯萧不禁回想起当年延安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敌人封锁、渡过难关的往事，创作激情怦然爆发，从1961年2月15日到同年10月1日，一连气儿写下《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歌声》，翌年6月11日，又写了《窑洞风景》，申请缅怀延安业绩，放声歌颂延安精神。这些篇章由于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也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仅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就有3篇。1955年至1963年的散文收入《北极星》，由作家出版社1963年4月初版印行。《北极星》标志着吴伯萧的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3年秋，吴伯箫入中央党校，学习了13个月。翌年被派到北京市房山县搞“四清”，约10个月。十年浩劫期间，吴伯箫在劫难逃，在“大风大浪”中历经磨难。粉碎“四人帮”以后，吴伯箫始得重新焕发青春。1978年2
月，吴伯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正式告别了从1924年开始间或有段其中断的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但是，他仍是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指导业余作者学习写作，而且，他的名篇佳作仍在给数以百万计大、中学生乃至难以数计的广大读者以教益。 吴伯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正值社会科学拨乱反正、革故鼎新之际，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迅速打开局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先后兼任郭沫若全集编选办公室负责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笔会中心理事等职务，为繁荣新时期的文学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吴伯箫不顾年事已高，借开会之际或随团专访，观乐山大佛，攀峨嵋金顶，寻迹天涯海角，游访西双版纳，还应英中文化协会之邀，远涉重洋访问英国。这期间，他除了将观访见闻、感受凝结成文之外，还写了一系列怀念师友、回忆战争年代生活的文章，1981年11月访英归来，不久身体欠佳，经医生检查，始知已患晚期食道癌。重病期间，他仍系念工作，勉力为文，亲自将自己在最后纪念的作品未曾编入集子的《海》、《理发到差》、《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等早期散文结集为《忘年》，交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4月初版印行，他还亲自为《吴伯箫散文选》提供选目，撰文提倡写散文，为文学事业尽了自己最后的努力。 1982年8月10日，吴伯箫在首都医院溘然长逝，终年74岁。1983年7月，《吴伯箫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以前出版的《羽书》、《黑红点》、《潞安风物》、《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忘年》以及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年出版的《吴伯萧选集》在内，吴伯箫一共留下了9本散文集，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即使仅此一项，生命已见辉煌，何况他在教育工作于教育出版工作上也是建树卓然。至于他的精神品格，更是有口皆碑。吴伯箫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壮丽的一生。中国传统代表文化——红灯笼灯笼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魏存成介绍，中国的灯笼是世界上发明最早的便携照明工具。甲骨文中的“东”字可能就是对原始灯笼形象的描绘。《南史》记载有“壁上挂葛灯笼”句。葛，就是用麻织成的白色粗布，用它制成的灯笼，可能就是纱灯的原始雏形。其用途是用于标明官衔、字号、身份的门灯（风灯）。而红灯笼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兴盛起来的，经多年发展，形成了今天节日喜庆用灯。大红灯笼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品，至今仍在中华大地流传着。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今，红灯笼更是风行全国，制作更加精美。在中国人眼中，红灯笼象征着阖家团圆、事业兴旺、红红火火，象征着幸福、光明、活力、圆满与富贵，所以人人都喜欢。如天安门城楼上的八个大红灯笼，每个高2.23米，周长8.05米，重约80公斤，更加显示了天安门的吉祥喜庆。
每逢重大节日、良辰喜庆之时，全国许多城镇的街道、商店、公园，甚至一些大型建筑物和私家宅院的门口，都会挂起圆圆的大红灯笼。到了夜晚，一盏盏灯笼点亮，红光四射，显得隆重热烈、喜气洋洋。然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灯笼”有了认同感，他们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而给予尊重。尤其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比如唐人街，一年四季悬挂着大红灯笼。这种传统，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丰富的文化底蕴。红灯笼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的符号。当然，在一些国家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不同，一些人不太理解红灯笼的含义，认为灯笼损坏了城市的形象。甚至认为有陈旧、腐朽之气，这就是文化认知的缺陷。每逢过年时都要准备上一盏红红的灯笼悬挂在门庭或屋中。红红的灯笼在大年三十夜里点燃悬挂于门庭或屋中既照亮了黑夜又照亮了全家人的祥和幸福。这是多年来的一种习俗，也是儿时的一种童趣。马选文理由：该文本与课文风格极为相似，值得对比欣赏。吴伯箫也许是缘分，从孩提时候我就喜欢了马。三四岁，话怕才咿呀会说，亦复刚刚记事，朦胧想着，仿佛家门前，老槐树荫下，站满了大圈人，说不定是送四姑走呢。老长工张五，从东院牵出马来，鞍鞯都已齐备，右手是长鞭，先就笑着嚷：跟姑姑去吧？说着一手揽上了鞍去，我就高兴着忸怩学唱：骑白马，吭铃吭铃到娘家……人，说着就会慢慢儿长大的。坡里移来的小桃树，在菜园里都长满了一握。姐姐出阁了呢。那远远的山庄里，土财主。每次搬回来住娘家，母亲和我们弟弟，总是于夕阳的辉照中，在庄头眺望的。远远听见了銮铃声响，隔着疏疏的杨柳，隐约望见了在马上招手的客人，母亲总禁不住先喜欢得落泪，我们也快活得像几只鸟，叫着跑着迎上去。问着好，从伙计的手中接过马辔来，姐姐总说：“又长高了。”车门口，也是彼此问着好；客人尽管是一边笑着，偷回首却是满手帕的泪。家乡的日子是有趣的。大年初三四，人正闲，衣裳正新，春联的颜色与小孩的兴致正浓。村里有马的人家，都相将牵出了马来。雪掩春田，正好驰骤竞赛呢。崭新的年衣，咳笑的乱语，是同了那头上亮着的一碧晴空比着光彩的。骑马的人自然更是鼓舞有加喽。一鞭扬起，真像霹雳弦惊，飕飕的那耳边风丝，恰应着一个满心的矜持与欢快。驰骋往返，非到了马放大汗不歇。毕剥的鞭炮声中，马打着响鼻，像是凯旋，人散了。那是一幅春郊试马图。孟春雨霁，滑澾的道上，骑了马看卷去的凉云，麦苗承着残滴，草木吐着新翠，那一脉清鲜的泥土气息，直会沁人心脾。残虹拂马鞍，景致也是宜人的。端阳，正是初夏，天气多少热了起来。穿了单衣，戴着箬笠，骑马去看戚友，在途中，偶尔河边停步，攀着柳条，乘乘凉，顺便也数数清流的游鱼，听三两渔父，应着活浪活浪的水声，哼着小调儿，这境界一品尚书是不换的，不然，远道归来，恰当日衔半山，残照红于榴花，驱马过三家村边，酒旗飘处，斜睨着“闻香下马”那么几个斗方大字，你不馋得口流涎么？才怪！鞭子垂在身边，摇摆着，狗咬也不怕。“小妞！吃饭啦，还不给我回家！”你瞧，已是吃大家饭的黄昏时分了呢。把缰绳一提，我也赶我的路，到家掌灯了，最喜那满天星斗。真是家乡的日子是有趣的。祖父也爱马。最记得一个冬天，满坡白雪，没有风，老人家忽而要骑马出去了，他就穿了一袭皮袍，暖暖的，系一条深紫的腰带，同银白的胡须对比的也戴了一顶绛紫色的风帽，宽大几乎当
得斗篷，马是棕色的那一匹吧，跟班仍旧是我。出发了呢？那情景永远忘不了。虽没去做韵事，寻梅花，当我们到岭巅头，系马长松，去俯瞰村舍里的缕缕炊烟，领略那直到天边的皓洁与荒旷的时候，却是一个奇迹。说呢，孩子时候的梦比就风雨里的花朵，是一招就落的，转眼，没想竟是大人了，家乡既变得那样苍老，人事又总坎坷纷乱，闲暇少，时地复多乖离，跃马长堤的事就稀疏寥落了。可是我还是喜欢马呢：不管它是银鬃，不管它是赤兔，也不管它是泥肥骏瘦，蹄轻鬣长，我都喜欢。我喜欢刘玄德跃马过檀溪的故事，我也喜欢“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即使荒诞不经吧，却都是那样神秘超逸，令人深深向往。徐庶走马荐诸葛，在这句话里，我看见了大野中那位热肠的而又洒脱风雅的名士。骑马倚长桥，满楼红袖招，你看那于绿草垂杨临风伫立的金陵年少，丰采又够多么英俊翩翩呢。固然敝车赢马，颠顿于古道西风中，也会带给人一种寂寞怅惘之感的，但是，这种寂寞怅惘，不是也正可于或种情景下令人留恋的么？─一前路茫茫，往哪里去？当你徘徊踟蹰时就姑且信托一匹龙钟的老马，跟了它一东二冬的走吧。听说它是认识路的。譬如那回忆中幸福的路。你不信么？“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哪个落落大方说着这样话的家伙，要在跟前的话，我不去给他执鞭坠镫才怪哪。还有那冯异将军的马，看着别人擎擎着一点点劳碌就都去靦颜献功，而自己的主人却踢开了丰功伟烈，兀自巍然堂堂的站在了大树根下，仿佛只是吹吹风的那种神情的时候，不该照准了那群不要脸的东西去乱踢一阵，而也跑到旁边去骄傲的跳跃长啸么？那应当是很痛快的事。十万火急的羽文，古时候有驿马飞递：探马报道，寥寥四个字里，活活绘出了一片马蹄声中那营帐里的忙乱与紧急，百万军中，出生入死，不也是凭了征马战马才能斩将搴旗的么？飞将在时，阴山以里就没有胡儿了。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哙,怎么这样壮呢！胆小的人不要哆嗦啊，你看，那风驰电掣的闪了过去又风驰电掣的闪了过来的，就是马。那就是我所喜欢的马。─-弟弟来信说，"家里才买了一匹年轻的马，挺快的。……"真是，说句儿女情长的话，我有点儿想家。
